1817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作过一次著名的美学演讲，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艺术终结论” 。但黑格尔又认为，艺术的发展永无止境，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完善。这一矛盾的论断，多年来一直倍受美学界关注并引起广泛深入讨论。其实，黑格尔并没有认为艺术走向末路歧途，在德语中，“终结”一词并不单意味着“死亡” ，既有“消失”“结束”之义，也有“开始”“再生”之义，最接近汉语“重塑” 、梵语“涅槃”词义。黑格尔要表明的是：艺术与人类精神与情感需求共存，永远不会终结，但作为某一时代的艺术，其价值功能会随着社会变迁、意境颠覆、技术更替和新媒介的运用等而变化或消亡，但它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或“重塑” 。“重塑”作为哲学和艺术领域内的重要概念，运用广泛且有着十分深邃的内涵。本文就这一艺术理念，对传统书法的演进与审美特征，作一粗浅的解读。
书法衍变的历史就是不断“重塑”的历史
对书法演进的历史，代有书法理论家作出总结。我们不妨对有代表性的卫恒和清康有为书论作一分析。卫恒《四体书势》将仓颉创制文字到魏晋整个书法史作了宏观阐述和描绘。他剖析出古文篆书、隶书、草书的体势，基本顺着由繁而简过程推进。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 ”“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作书，曰隶字。 ”“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诣，用于卒迫。兼功并用，受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 。应该看到，表面上书法确实是走了一条“省简” “便捷”之路，但其审美特征，却随着每一步的“省简”而日益丰富，遵从着“计简当繁”的哲学观和艺术观，诸多审美特征被一步一步“重塑”出来。唐张彦远在《论顾陆张吴用笔》中说：“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 ”清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形容：“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 ”书法之趣味，就在极简的线条中“重塑”出无限的内容、最大的蕴涵、丰富的信息量和足够的情思遐想。唐怀素的草书表面上趋简，只能看到如老藤牵挂如长绳翻舞的线条，而正是这精简之线条被无数的观赏者“重塑”出丰富之精神内涵，让观赏者感受一代名僧之内心世界，体会他远离功利之静默观照与潜心冥想，验证他喜欢自由流畅独抒性灵之人生追求，感知他推崇抽象空灵并作为宗教道德实践和体认宇宙本体之表现形式。
康有为以“变”为切入口，对书法艺术的演变流程同样作出逻辑分析。他描述的书法风格演变轨迹是： “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 ”“秦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 ”东汉之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 ，“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叠轨，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 ”“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 ”“元、明两朝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康有为以时代作为断层面对各个时期的书法审美特征作了纲领性的总结，他所言的“变”正是“重塑”艺术的时代语言，每一次嬗变都是一次“重塑”的历史。他强调的“唐世书凡三变” ，有着艺术“重塑”的本质概貌。他说的没错，唐初书法确实以爽健为总体特征，时人崇尚王羲之，注重骨力，丰神劲拔，以真书为显;但至中唐后，这种爽健之风逐渐丧失，注重骨力被“重塑”成博取华丽，丰神劲拔被“重塑”成茂逸圆劲，一改初唐模规，呈现出丰丽圆厚，雄强力沉之大唐风范;但至元和年间，这种丰肥之风又逐渐丧失，丰丽圆厚被“重塑”成瘦劲苍茫，雄强力沉被“重塑”骨剔媚生，呈现一种无力回天的末世寂寞情结。“重塑”虽建立在失去的基础上，但“唐书三变”之审美，并不使人为失去而惋惜，为得到而幸喜，无论失去或“重塑” ，皆是自然发展、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是艺术更是书法发展的规律使然，在审美的大箩筐中，失去和“重塑”的审美价值，总量一定，没有减少。
“重塑”在特定时期也会滞碍书法健康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书法得以艺术“重塑” ，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原生态”作为基础，二是失去一部分审美特征作为基础。在这条件下“重塑”不断改写、丰富、推动着书法衍变进程。当然，“重塑”不一定是合理的，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也会滞碍着书法的发展。
宋代书法步履维艰，颇为困顿。正层面上，通过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努力，北宋书法一定程度上开始复兴。面对唐朝“尚法”之失去，在已无力承继的背景下，他们另辟蹊径“重塑”出“尚意”的审美特征，这是顺乎时势的明显进步。苏黄米毕竟是时代的骄子，他们权衡得失，终于舍弃唐之旧制，肩扛起禅宗的旗帜，“重塑”意境，使书法唤出新的审美光辉。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起源于唐中期，因畅意适怀十分映衬着文人的胸怀，后便逐渐兴旺隆盛起来。面对时局动荡，文人更需要以此来慰藉心灵，因此禅宗一时成为北宋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禅宗的“真指人心”“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 ，正中北宋书法追求“无法之法”“不工之工”“放笔一戏”“信手自然”的书法主张。
负层面上，南宋书法的“重塑” ，改弦易辙，误入歧途，出现了书法史上少有的退潮和回落。开始时南宋书法本想延续苏黄米的香火，但敌不过强大的理学侵入，在慢慢“重塑”过程中，一步步坠入理学的深渊。至南宋，书法“重塑”中“任情自由”之气越来越少，理学气氛越来越浓。“理学”规定了人们行动的准则，要求人们去发现和钻研天理，以培养绝对服从纲常的自觉意识。这不仅抹去北宋禅宗强调个人进取的积极一面，使破坏秩序、大胆怀疑精神丧失殆尽，也逐步滋生出一种求稳安妥的心理结构，直接导致禁欲为宗旨的清规戒律产生。南宋特别是元明以后，书法一度深受理学的窒息，变得十分灰暗而沉闷。如赵孟頫、董其昌已经失去“少年负壮气，耿介立冲冠”的入世精神，变为异常消极保守，书法也变得甜媚纯和。“遁世”成了此时书法审美的最大特征，这不能不说是深深的遗憾。所以，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才道：“赵孟頫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 ”同期的傅山也在《霜红龛集》中批评他：“予极不喜越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思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 ”“痛恶其书当浅俗如无骨。 ”清冯班在《钝吟书要》中也说：“赵书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 ”
（文/嵇绍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