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韵兰有一张照片，在荷兰街头的纪念照，照片上她和5个年轻欧洲女孩一起搞怪合影，不仔细分辨，除了头发是黑的，她和那些女孩没什么差别——年轻时的她，面孔颇有几分欧美味道。
但其实说“年轻”也不准确——拍照片时她已经57岁了；岁月在何韵兰身上，总有30年的“时差”。所以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展厅里见到她，五十上下的样貌和活力，加上“时差”，也难以想象今年她80岁了。
真的80岁了，她才在9月10日至10月6日联合了4位艺术家好友谢丽芳、刘彦、曾力、王林海一起举办了“生命树 理想国”何韵兰艺术人生1+4对话展，不但用“以艺会友”的方式进行何韵兰艺术人生的回顾，同时就“艺术与生命”“生命与理想”“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问题“以画对话”。
清贫、单纯，成就“螺丝钉”
何韵兰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幼时饱受颠沛流离之艰辛，少年已无家人呵护，1953年，中央美院附中第一届招生，当时15岁、杭州女中初中毕业的何韵兰经李长白老师鼓励，凭借在《杭州少年报》做美术通讯员的稿费和编辑部的帮助，独自到北京报考。
“1953年，我考入首届中央美院附中，在当时的集体理想主义影响下，我们清贫、单纯地成长。尽管班上同学父辈身份差距大，但大家的友情像水晶，直到今天，‘老附四’（第一届中央美院附中）仍被我们誉为‘永远的童话’。”她说。1957年，何韵兰作为保送生进入中央美院版画系黄永玉工作室。“我当时就喜欢水墨，但已经和老刘好了，他在国画系任教，所以为了避嫌，我选择了版画系。”何韵兰口中的“老刘”，就是她的先生、画家刘勃舒。在当时贫瘠的生活中，她能自行点缀富丽的青春——破床单烂到有洞，她可以把它染成黑色，改头换面成了漂亮的连衣裙；老刘的破裤子经她巧手做成小上衣，穿了拍毕业照。
何韵兰学的版画在毕业之后就派上了用场——1962年，她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国电影公司宣传科，负责外国电影海报的绘制，“文革”后期，她被国家体委调到体育出版社做美编，主要从事体育书籍装帧，还一本本地画体育动作图解。由于工作认真努力，何韵兰还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她就是很称职的、当时同代人都推崇的“螺丝钉”。
那段岁月，“8小时之外还要学政治，夜里还要画文学插图，一到冬天，六面冷墙中画画，冷到下半身木掉没有知觉。”她回忆道。如今回顾这些经历，她觉得这些工作虽然都只是职务需要，内心一直想独立创作，但还是培养了自己的耐心、韧性和毅力，以及为责任需要放弃一些个人的愿望。
自然，不仅仅是风景
她的中戏老同事来看展览，感慨“她这人能量太大了”——可不是么，80年代，她已过不惑之年——甚至到她真正可以“到处跑”的时候，已到知天命的年纪了。
“第一次出国是1986年和老刘去新加坡两人联展”；1987年之后，何韵兰一个人去了法国，“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天哪，救命啊！掉进艺术海洋遭灭顶之灾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一直不喜欢安排好的旅行，更愿意独自像大学生那样旅行，自己去发现，去感受。她喜欢与各种人交流，去看生命中的多面棱镜。“看世界可不仅是看博物馆，我用幼儿园水平英语走天下。”她笑说。
走了那么多路，观察了那么多人，何韵兰放置在内心发酵之后的思考却是“关键是你如何成为自己”。在创作上，她想更进步——从熟悉的具象绘画走向类似抽象的创作、又进入到实验和跨界的探索。
“随着旅行的深入，我开始争取更多和大自然接触的机会，感受意外的惊险和特殊震撼，它独有的神秘、残酷和美丽，以及关于毁灭和再生、瞬间和永恒真切又虚幻地呈现，令我终生难忘。”何韵兰观照的自然不仅仅是风景，她的那些意象、抽象风格的作品表现大自然的恐怖、神秘与美丽。“在天池，爬到山口，全是云什么也看不见，很多人就走了，只有我等着盼着——突然云散开，下面池水那美丽的绿色出现在眼前，一瞬间又盖上了。”她说，个人很渺小，但又可以跟大自然对话，与大自然偶遇。
“我经常独自旅行，大自然的美丽、严酷和神秘令人敬畏。其中想表现又难以表现的渴望令我着迷，这成为我70岁以后创作的追求，而对环境污染的忧虑也成为一种责任和动力。”何韵兰说。但再怎么走，就是个难题，在遭遇瓶颈之际。她发现小卡片机随意晃动后拍出的照片很美，有放松的自由感，“来玩一段，把学院派的东西放下吧”——国家大剧院树上小灯营造出晃动感、正午阳光下的南瓜叶子、苏州老建筑墙根如同年轮的图案，都被她拿来做“摄影游戏”，“业余”摄影给她的自由、让她的创作跨上新的台阶。
会喊的“妇女代表”和“小儿科主任”
“责任和动力”让何韵兰触碰到“生命中的另类风景”，她在上世纪90年代筹建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并任会长，组织女画家展、北京香港女画家联展等多项重大展事。2001年，她成为中国美协少儿艺委会主任，参与负责少儿艺委会项目“蒲公英行动”，该项目是面向边远、民族地区，以当地民间艺术资源融入学校教育的课题探索。由于项目立意深远，更由于课题主持谢丽芳团队的持久努力，不但边贫地区孩子受益，也带出了一批优秀的教师骨干队伍。十多年薪火相传，项目已遍及全国60多个推广点。“泥巴、稻草、树皮、碎布、石、木、竹子在孩子手中都变成艺术品，孩子们因为得到鼓励而有了自信，民间艺术滋养了孩子，本身也得以传承——扶贫光靠钱是不够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自信就没有独立——‘蒲公英行动’的启动是我任内的骄傲……”她说起少儿美术教育，拦都拦不住。
任中国美协少儿艺委会主任的5年中，何韵兰是全职义工，完全没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创作，但她没觉得遗憾：“这个‘未来工作’非常重要，提高民族整体素养，就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水平，如果只会培养能赚钱的人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这个社会必然会无限攀比物质，比不上的就羡慕嫉妒恨，或者就会自卑、抵触、反社会……而通过艺术，培养孩子对美的发现、对生命的热爱、对自我的信心，非常有好处。”她认为，艺术家不能只抱怨自己的艺术“曲高和寡”，应该更多地关怀社会，只有提高全社会的审美水平，才能“水涨船高”，作品才会被更多的人欣赏。为了引起各方的重视，何韵兰说：“很多展览都是在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中华世纪坛做，这个我可不客气，一定要把教育部、中国美协的领导请过来；在学术高端的会议上，我这个‘妇女代表’和‘小儿科主任’最会‘喊’了。”她笑笑说：“但成就不是我个人的，不是我放大了少儿美术的事业，而是这些社会工作把我放大了”。
永远的“行者”，总有同路人
为孩子跑最有“动力”的何韵兰，如今得拉上朋友一起做展览才有动力。在“1+4”展览策展人陈履生眼中“很先锋、很实验的曾力，致力于追寻传统文心、探索中国画核心精神的林海，生活中很温和但语言很张扬的刘彦，原生态印记突出、作品古朴的谢丽芳”，在老友何韵兰的口中变成了“不愿出来的、修身养性的、作品太辣不被市场接受的和下到基层做独行侠的、全部心力建了理想国芥子园书院却不屑宣传”的人——我把他们全都请出来，一起做展览，想让公众知道还有这么一些人，执着地创作作品，虽然可能有一点偏执，但很值得敬佩。在访谈中，她一再介绍4位艺术家的作品，“光说我一个人，我不开心的”。
在何韵兰看来，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在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对理想的追求，不跟风随流。“我们希望长成一棵茂盛的树，什么果子都可以生长；希望有一个理想国的园地，可以传播我们的精神追求。”这是何韵兰眼中的生命树与理想国。
“我还在挑起思考——80岁的艺术家还能干什么？我想告诉大家：生命的意义要自己定位。”说这话的何韵兰，眼光闪闪，“我与大自然刚开始对话，还有好多想法没有充分表述”；她日程依旧满满，生活依旧丰富，“我不养生，工作繁忙，不怕喝咖啡熬夜。”在访谈中，何韵兰还执着地想把这篇文章起名叫“另类老太”。
“回顾过往，虽历经沧桑，但内心仍然有澄明、有期待，是艺术温润了我的生命，但我更愿意感谢生命，让我这个普通画家和教师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质感，让生命触摸到更多的温度，也让我成为现在的我。”何韵兰说，我崇尚一直在路上的“行者”，人本来是孤独的，但只要你在走，就会有同道。
“艺术让我长上翅膀，我就像插上翅膀的‘螺丝钉’，让我珍惜自由，能跨界探索，还能克服困难，承担多种工作，显示多方面的能力——如今螺丝钉长上翅膀，还想飞。”
几年前，何韵兰曾在微博上写下这么一段话：“人生是一次只有彼岸没有归途的旅程，等到开悟，已是尽头。想要旅程精彩，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也成为一道风景。”展览中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小人乘水上滑翔伞在天空中翱翔，何韵兰说，那是她70多岁在巴厘岛玩滑翔伞的纪念。“我80了，还是想飞，重量在身上慢慢减轻的过程，是一个痛苦又美妙的过程。”
